4月6日下午,90周年校庆活动“诺贝尔奖获得者系列学术报告会”第二场在科学艺术中心举行。继James Mirrlees与Robert Mundell之后,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enneth J.Arrow 和 Edmund S.Phelps陆续踏上厦大讲坛,分别发表了题为《Measuring the Future:Sustainablity,Wealth and Health》和《A History of Indigenous Innovation》的演讲。我校副校长吴世农主持报告会,对两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对他们的个人经历以及学术成就进行了简要介绍。
Kenneth J.Arrow(肯尼斯?阿罗)——健康是一种财富
讲坛上的阿罗教授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语速飞快,若不是花白的头发和脸上的皱纹,你根本难以相信,这位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已经是一位90岁高龄的耋耄老人。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会中,阿罗教授坚持站着做完整场演讲,始终面带微笑,打着各种手势,陶醉在自己的演说中,似乎永远也不会感到疲倦。
演讲中,阿罗教授首先对自己从1940-1950年代的前期研究经历和成果作了简要回顾,然后围绕“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财富”(Wealth)和“健康”( Health)三个概念,对财富的含义和测度、可持续性和财富的关系以及健康作为一种财富等几个论题展开了详细论述。
阿罗教授在演讲中提出了“综合性财富”(Comprehensive Wealth)的概念,认为可持续性是一种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不损害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的发展;而财富作为收入的动态对应变量,是一种对满足未来需要的能力的度量;因此,可持续性意味着“综合性财富”的增长。健康作为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成本高昂且价格不菲,应当如何对健康进行量化?阿罗教授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危险程度不同的工作应当与不同的工资待遇相匹配,比如在美国,当工作的危险度上升1%,工资即应当增长70000美元,该数字即是政策制定的依据。当这一数据被使用时,健康就成为了“综合性财富”的主导因素。最后,阿罗教授以缜密的调研数据和清晰直观的图表展示了中美两国在对健康进行量化时的异同之处。
互动环节中,阿罗教授耐心细致地对现场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就“经济高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中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收入差距是否会对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中美两国可持续发展模式异同”等方面的问题与大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Edmund S.Phelps(埃德蒙?费尔普斯)——中国需要的是鼓励个人创新
费尔普斯教授站在讲坛上,身材高大,身板挺直,声音洪亮。这位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从1993年60岁时开始期待这个奖,13年后终于载誉而归,而18年后的今天,站在厦大的讲坛上,78岁的他已是满头银发,却依然风度翩翩,洋溢着激情。
今天的演讲中,费尔普斯教授娓娓道来,向我们讲述了从16世纪开始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表现及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重点阐述了市场经济下的创新与自然科学知识的关系,提出了自然科学的创新应转向为经济、商业和贸易的发展服务的观点。他指出,19世纪知识经济的爆炸为创新奠定了基础,而创新则成了商业和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他把创新比喻为引擎,认为当引擎停止转动时,经济发展也就失去了动力。他认为这就是美国在1971年以后经济发展出现明显下滑的原因:职业经理人代替发明家成为了企业的控制者,他们只关心薪酬,创新不再受到重视。
这位经济学大师对中国并不陌生,他曾多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广泛的了解和研究。说到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费尔普斯教授认为,中国已经过了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时代而进入了自主创新的第二阶段,然而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市场引入新产品与经济文化、科技水平、团队精神和每一个普通员工的责任感都有密切关系,中国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尝试和努力提高创新水平,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良好的体制以鼓励个人创新。
随后,费尔普斯教授就“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否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中国该如何应对美元贬值”、“推动创新的新因素有哪些”等问题热情地回答了现场师生的提问。
【人物名片】 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美国著名数理经济学家,因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与约翰?R?希克斯共同荣获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除了在一般均衡领域的成就之外,阿罗还在风险决策、组织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政治民主理论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2006年,埃德蒙?费尔普斯因其“在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朱浙萍)
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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